因此，南非选择制定一部应用于转型时期的临时宪法，确定民主宪政秩序，同时确定较为宽泛和普遍认可的宪法原则，并以宪法法院作为制度保障，确保制宪会议遵循宪法原则，制定出各政党均认可的正式宪法。

一方面，网格化管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起沟通交流平台，客观上更有利于服务基层群众。社区协商除了坐下来面对面议事，还可以借助视频会议平台开展线上议事。

1.利益共识之困境 智慧城市建设加速了社区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社区居民的利益分化和冲突随着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日益凸显。首先，应当进一步明确居民委员会在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权、责、利和居民的监督权，确保居民委员会对居民负责。这种重维稳轻维权的价值取向下的网格化管理，忽视居民的权利诉求，偏离了智慧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宗旨。⑦参见James M.Buchanan:Social Choice,Democracy,and Free Markets,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LXII,1954.pp.114-123.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3页。社会治理需要确立全新的人权观，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努力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的现实要求，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社区居民基于多层次、多类型的利益需求和偏好形成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需求和偏好是居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实施好民法典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各级党政机关在开展工作中应充分尊重和保护民事权利，在保证民法典的有效实施中应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五、民法典时代的责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必定是责任政府。如政府应依法进行婚姻登记、收养登记和权属登记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亘古不变的至理明言。根据《民法典》第7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政府来说，信用是一种基础性执政资源，一旦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没有公信力，便会寸步难行。政府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除依法给予补偿外，还应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民法典时代。对政府而言，责任与权力相一致。这深刻揭示了《民法典》与法治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既表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在保障民法典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表明实施民法典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注入了新动力。政府征收公民住宅的，除依法给予补偿外，还应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等。

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规制，逐步走向法治政府，即意味着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的扩张与任性，以在政府与社会、市场和公民之间建立起行政权力—相对人权利的平衡结构，实现规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目标追求。如果政府诚信缺失，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信用大厦的根基不牢，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也将偏离诚信之本。虽然我国在诚信政府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短板，仍然存在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新官不理旧账、政府不兑现承诺、政府发布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等现象。民法典不仅是民事权利的保障书，也为政府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是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的规制法。

可以说，法不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就是对有限有为政府涵义的高度概括。2020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集体学习时指出：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可以说，权力与责任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没有无责任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责任。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76号），为政务诚信建设做出了部署、指明了方向、确定了目标，为全面推进诚信政府建设打开了新的局面。

许多地方也就加强政务诚信或诚信政府建设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无论是基于民法，还是基于行政法，政府在行使公权力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践行人民至上的法治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生产生活问题，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解民生之忧，多谋民生之利，多想利民之举，多做惠民之事，最大限度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对守法政府的基本要求。加强诚信政府建设需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政府不违法实施拘留和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就有保障。民法典是有关权利的法典，是有关权利保障的法典。

六、结语 总之，《民法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带典字的法律，标志着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和国家法治的进步成熟，是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了权利保护的新时代，为提升中国之治筑造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法治力量，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带来更积极、更全面、更规范的影响。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龙头。

如政府有关部门在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应当及时施救。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三是政府对基于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或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突出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将人的价值和尊严置于法律保护的至高地位。

民法典对政府不作为的义务与作为的义务均有设定。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政府存在的正当性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七是政府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维护公民权益或公共利益

协助对在逃被调查人进行通缉。此过程中新机构的设立及旧机构的撤销，实质上皆是国家监督权重新配置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监察机构和监察权即为权力重新配置的结果。

因此，从制度设计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力度应该与对检察院的监督力度相近，应该高于对法院的监督力度而低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其次，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监察委员会，不得进行个案监督。

救济权是指各级人大及其代表为个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损害提供救济的权力。因此，在现行《监督法》不变的情况下，将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直接推广到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上，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1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中心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可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其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因此，《监督法》的监督对象只包括一府两院而不包括一委，在逻辑和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问题。《监察法》还规定，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

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后者主要由预警、评估、审查、控制和监督等活动组成，主要是督促决策制定、监控政策实施、纠察过错行为，可统称为‘监督权。

⑦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监察权的行使与检察权和审判权相似，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并需要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擅长决策考量和大会议决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不适合承担个案监督的任务。